李修文曾一度承认，自己很可能终生写不出东西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被各种各样的虚弱、恐惧、焦虑缠绕。现在，他终于又找回信心，正来源于周遭，来源于此时此刻。文
周茉羞于说话之时联系李修文时，他正在广州帽峰山参加瑜伽训练营。发来的三张照片，一张是被青山包围的篮球场，三张石凳，空无一人。一张是几棵高高的树，不粗的树干撑起大片叶子，结的果实饱满壮观。一张大概在房顶拍的，天色已暗，远方有小屋隐蔽在山林中。这些年，李修文没少四处跑，直到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才消停下来。最近，他的新书《诗来见我》出版，个人简介写着“作家，影视剧编剧，监制”。其实，李修文害怕这样的门类划分，似乎不同职业间壁垒分明，“说白了不都是在创作吗？”回顾中国文章几千年历史，近现代学科划分日益精细，某种程度是对文体的阉割，也是对作家生命力与创造力的阉割。“好像被体裁的牢笼囚禁了，以为只能待在这里。”李修文说。作家王跃文觉得，李修文的好，在于把散文写得不像散文。李修文不认为自己是专业小说家或散文家，在他笔下，什么都可能写，写完了也就结束了。“小说叙事没有出现前，除了戏曲就是文章，我也没办法对它定义，我要写作，并不是为哪种文体写作。”所以，当人们关心从作家到编剧的跨界转型时，李修文只能回答，“写剧本也并不意味着写作的转向，只是另外一种面貌。”一个作家写什么又打算突破什么样的边界，许多时候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将一切交给命运和纪律吧。”与写作相比，讨论剧本，把想法付诸于实操的过程让李修文兴奋，“在面临真正的合作，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个过程一结束，李修文就觉得没意思了，就得去找另外一个东西。作为挚友，比李修文大9岁的西北人叶舟说他是“一只年轻而勇敢的豹子，不停奔跑”。初见李修文，你绝不会想到，一副文人气质的外表下藏着一个侠客般的硬核灵魂。担任《疯狂的外星人》电影监制，是李修文若干年回想起来都值得的事。导演宁浩拿到刘慈欣原著《乡村教师》版权时，谁也没想到拍成这样，保留了小说内核的黑色荒诞喜剧。拍摄前宁浩去武汉找李修文聊剧本，聊完刚走，又把他喊去青岛，聊了几天李修文回武汉，宁浩再把他叫回去。本以为提提建议，结果一待好几个月。《疯狂的外星人》拍摄期间，停机了半个月。修改无数次的剧本，进入情境演起来还是不对。一条温情父子线，落实到具体戏份中，家庭角色的情感负担冲击了个人危机感，电影气质暧昧不清，一脸坏笑发不出去。李修文对宁浩说，也许，咱们得停停了。剧本像齿轮一样分毫不差地咬合在一起，一个微小情节做出修改，直接结果就是重建电影架构。剧组停机，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为了影片中的3D形象，他们请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制作团队。“那么大一个剧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包括物资、设备，每一天都是万箭穿心你知道吗。”青岛冬天的半夜，李修文和宁浩裹着军大衣反复琢磨，这是李修文参与影视工作以来耗费精力最多，投入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年春节档上映后，李修文少见地因为电影接受一家媒体采访，他没过多提及影片本身，也没有回应争议评价，只说“这没什么，很多事也在我们预料之中。”他认为这是宁浩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当下华语电影最有创造力的一部。李修文觉得，每人都应该有承受误解的勇气和能力，尤其在电影史上。李修文告诉我，原著作者刘慈欣一边看一边给宁浩发信息，说“这是部好电影”。由宁浩发起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李修文担任负责人，与初入影视界相比，现在的成绩与地位赋予他更多话语权——“作品一定要保持纯粹。有太多私人诉求或利益诉求，导致作品最初是被阉割过的。不少失败的根源在于，文本没有达到自足圆满前，复杂意见干扰了创作。”年，遇见李明，成为小马奔腾影视公司签约编剧，李修文的影视生涯迎来了转折点，由他编剧并担任监制的《十送红军》获得第11届金鹰节第28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项。身为小马奔腾影视公司董事长的李明，圈内绰号李大狗，以广告业起家。开创性地签约了一批导演、编剧，引领了业界潮流。吴宇森、刘恒、芦苇、兰晓龙等都被李明招致麾下，李修文也是其中之一。拿到编剧生涯这个具有认可性质的重要奖项，距他进入影视界已有十年之久。为了《疯狂的外星人》，李修文曾和宁浩专程去陕北采访乡村教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实质性介入影片筹备。黄河岸边的小旅馆，外面是黄河大桥，桥底下的河滩上，每天有人唱山曲。在陕北佳县，李修文和太多从未遭遇过的人事相逢，也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下了《山河袈裟》的第一篇文章——《每次醒来，你都不在》。这本断断续续历经七年完成的散文集，在年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认命的夜晚前一阵宁浩说，西安有个医学论坛峰会，问李修文是否同去。李修文与宁浩相识于酒桌，一见如故。俩人都视“不务正业”为艺术创作的营养源泉，为了体验与探索一切未知，打开生活的宽度。宁浩去哪儿都要租个车，接上李修文后，直奔西安一个叫唐苑的地方，那里种了很多从日本运来的树。正事也顾不上了，俩人看了一下午的树。宁浩在李修文老家湖北省钟祥县买了不少对节白蜡，租块地全种在了北京。李修文说，给那块地命名为“对白园”，不知道的还以为导演每天在那儿研究电影对白，事实上，说的就是树。“我也不好别的，说不清楚，就特喜欢树。”李修文有一帮树木行业的朋友，春天扎堆一起去看树，边看边琢磨树叶、枝干、花苞。时间久了，随便一棵树苗值多少钱、几年出土、成树价值他都一清二楚。他希望自己拥有将一棵小树养成大树的才华：“除了写作，我就想成为一个种树的人。”每每被人称作“最年轻省作协主席”，他都挺别扭，称呼背后的大众惯有认知与想象，是李修文所警惕的。“我比较惧怕各种冠名或既定的人设，怕被它们带跑了。”年7月20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修文当选为新一届湖北省作协主席。会后采访，记者提出这一身份是否会给他带来新的压力。和李修文交谈间，他接了个“……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还有个备案，咱们也尝试一下，好不好？说不定有更好的转机。如果他们能接受，我后天直接去一趟……”为鼓励作家创作，湖北省作协打算和某市政府设立文学奖，职责在身，少不了为文学操心，少不了忙忙碌碌的琐事，李修文坦言和以前相比确实累，但也并非遭了多大罪。“干这件事情就得承担这个责任，它就在一个个具体活动中，研讨、评奖、扶持、笔会……”繁忙的工作事务让他必须重新管理时间。才从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上回来，过几天又要参加长篇小说改稿会。对李修文来说，这既是真实的生活，也不是真实的生活。职业写作并不像大众所认知的，辞职在家就能挥毫泼墨，过于专业的文学生活，一不留神就会画地为牢。前不久，做苗木的朋友约他去云南，刚答应下来，公务来了。身在其位，李修文也想把湖北文坛建设得好一些，丰富一些。“如果我们的文学生活本身没有魅力，那还当个什么劲儿的作家？”此外再多的文学活动，他要做心理建设，李修文害怕被文学生活过度包装和塑造——“这些是让我前些年写不出东西的罪魁祸首。”比起出现在各个场合谈论文学，李修文更乐意像这次和宁浩去西安，每天挂个牌子，流窜于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讨论。真实，新鲜而有趣，专业以外的一切都吸引着他。年5月，我联系正在某座山里的李修文，晚上会不会写随手札记，成为新集子的一篇。他回，一直在写，跟今天相比，以前都不算是爱写作。当我问起李修文那段曾饱受写作折磨的时日——“憎恨过，无限憎恨过”。年，李修文出版《山河袈裟》，这本书让他重新浮出文坛，重新成为一个作家。是很久远了，久远到什么程度呢？李修文获奖后，只有不多的作家朋友发来信息。想了想，他又说，“好像真的不在文学界很久了。”李修文红过。十多年前，他是文坛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两部小说大热后，消失在文学圈里。为了挣钱和出名跑去混影视圈，大家都这么说。同不少作家一样，李修文少年时就显出了写作天赋。13岁在《当代作家》发表第一篇作品《河边的苇子》，高中时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写作大赛一等奖，被保送湖北大学。大学时李修文停止写作，开始大量阅读中外经典，“朦朦胧胧有了点要当作家的意思”。毕业后分配到《作家》杂志，跟着宗仁发学习、工作。宗仁发与程永新、朱伟等人是最早推动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一批编辑。宗仁发对李修文足够放手，让他负责从名家到新人的几乎所有作品。“宗老师给我带来整个文学观念的变化，我真正的写作启蒙是从那时开始的。”李修文至今难忘的经历是在年，自己作为编辑，与宗仁发共同策划了“出生于七十年代女作家作品选”，让一批“70后”女作家广为人知。《作家》喜欢挖掘新人，李修文也在编辑生涯中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回到武汉泡在家里写作，他们在电话里相互念退稿信给对方听。李修文不想靠关系，执拗地默默投稿。遭遇无数次石沉大海后，作品在《钟山》有了回音。至今李修文都心存感激，“没让我断了文学路。”终于，在《收获》先后发表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李修文锋芒乍现。不到30岁，他成了备受瞩目的青年小说家，当时可以说是真红。《捆绑上天堂》在排行榜上一度比郭敬明的《幻城》还高，没发表前，导演李少红直接买走手稿。计划找陈坤演。书出版后，很多影视大佬提着现金到武汉，把钱一摞摞拍在桌上，希望拿到作品影视改编权。“后来呢？”“再后来，就写不下去了。”《山河袈裟》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犹在笼中李修文的老家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县，靠近河南，花鼓戏流行，豫剧也丰盛。逢年过节，或者红白事，戏班就出动了，民间小曲小调，唱的是故事，说的是生活，最得当地百姓的心。父母在城里工作，李修文和弟弟跟着老人在农村长大，见过人性之恶，也为贫寒中的情义打动。到现在李修文都坚持，没经历过农村生活，没感受过从农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写不好中国。荒寒僻静的小村庄，书几乎没有，戏班成了李修文童年唯一的娱乐，戏曲里美轮美奂的唱词、戏服，在乡间的田野河流里如桃花般展开。李修文几乎全部的美学启蒙，都来自于戏曲。迷恋戏曲，进而迷恋剧本，迷恋古典诗词，这些满足了一个孤单的孩子对世界的最初想象。“那个简直是救命的，你都想象不出来我那个兴奋。”有一年冬天，为了追戏班看戏，李修文掉到池塘里，爬上来冻得哆哆嗦嗦接着跑……戏班一来长则半个月，不到10岁的李修文一村一村的跟着他们，时间久了，不少剧目耳熟能详，唱词和剧本说的什么也知晓一二。词曲的韵味，造句的讲究，唱腔的婉转——“我就觉得美”。这个美在对他说，除了眼前的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外祖父靠给戏班帮忙换口粮，李修文想起中国戏曲艺人漂泊的生存方式，谁是看客，谁是戏中人，很多时候难以分辨。对故事的迷恋，对戏曲所传达的中国式美学的狂热，扎根在李修文的身体里。立足于这个话语系统，他建立对写作、对世界的懵懂认识。今天，李修文依然中意原始的自然气息而胜过精心雕琢。说起戏曲和民间艺术他能立时滔滔不绝，前几天，他的朋友、作家韩松落还专门寄了青海民歌CD给他。戏曲的修辞美学和剧目中的人情世故已成为李修文血脉里的一部分，写作初期他创作了很多戏放仿结构的小说，后来还尝试写戏曲剧本，在戏曲舞台上提出一些今时今日的问题，好让一种陷入了危机的、日渐被当成供奉之物的传统能够与今日生活联系得紧密一些。“在中国古代，戏就是纲常的化身，《论语》无法抵达的地方，戏曲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今时代变了，伦理也变了，戏曲面临着自身革命，我总琢磨该为之做点什么——你看，它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大。”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再到刚刚出版的《诗来见我》，中国传统美学气质弥漫于作品中。作家苏童评价李修文有志激发汉语之美；评论家李敬泽则说“文字苍凉而热烈，千回百转，渐迫人心……”对文字或语感，李修文多半是出于直觉，也担心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过度的语言塑造损害了要表达的事实。这样的悲剧在他身上发生过——“写小说时，我曾特别依靠美学展开叙事，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曲解人物处境。反过来，审美也难以为继。”说的正是那两部曾让他大火的小说。李修文有个特点，每次创作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强烈情感印证，他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准备《十送红军》剧本时，他重走了长征路，写小说也是如此，《滴泪痣》脱胎于李修文在日本留学的一段生涯；《捆绑上天堂》医院照顾病人期间所遇。如同戏曲中的角色，一腔深情灌注，执笔，李修文很是疯魔。在作家张执浩所熟悉的写作者之中，很少有人像李修文那样爱与自己较真。早年间，他俩曾多次结伴去外地“封闭写作”，张执浩亲眼目睹了李修文对自我的强烈质疑。“他一定要把自己逼到绝路体会绝处逢生的快乐后，才会感觉写作是一桩有趣的活儿。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词语必须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每一个句子必须浑然天成，每一个人物必须给足在场的道理和命运的空间。”《捆绑上天堂》以一个濒死者的视角展开，入戏深，很长时间里，李修文陷入颓丧的气息出不来，每天怀疑自己要死了，内心挣扎不休。两部长篇小说，让李修文成名，也暴露了潜藏的写作危机。如果《滴泪痣》是古典式情感的复活，复活在某个有生活遭际的真实体验的语境里，还是真切可感的。但《捆绑上天堂》就写得左右为难。二十出头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内心稚嫩而怯懦，没有太多人生经验，面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仅以自己遵循的美学原则去构建，力量远远达不到。李修文那时的创作状态青涩，审美过度，拿死亡当做审美对象，又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好。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一点膨胀是假的，自我的过度肯定，让李修文对写作有一种热念中的急切，感觉无所不能。最要命的是，他没有生活了。两部小说大火，李修文奔走于一个个活动，出版商及影视界嗅到商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颗文坛新星，力求最大程度占有资源，挖掘潜力，开发市场。那段日子，李修文尝到了甜头，“我确实获得了巨大的虚无”。如果这是职业作家的规定道路，李修文没用多久就获得了成功，只是，黑暗来得也快。忙忙叨叨赶通告一样的日常，让李修文失去了落地的真实。生命气象不够，又脱离了真实生活，只靠想象，美学气质在文本中没有了坚实依托，虚无缥缈，摇摇欲坠，写出来的东西怎么都不满意。他陷入了“灵感稀缺-创作失落-质疑自我”的死循环。往后很多年，李修文不断写作，希望尊重古典小说里话本和传奇的传统，他预设了理想标准，但往往达不到，严重的自我怀疑与致命的虚无感日益深重。“我无一日不想写，但就是写不出”，巨大的写作黑洞吞噬了他。现在，当我们阅读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会明白，李修文不迷恋美本身，美本身是脆弱的，呈现在更宽广的美学谱系里才能获得生机。只不过一位初出茅庐就头顶光环的年轻作家，没有机会遭际人世，历练艰辛，赋予这份美学足够厚重的承托。不少艺术家，当个人美学中丰富的元素退化成过于精致而规整的东西，作品的生命力便开始委顿了。李修文的委顿，从提笔最初就埋伏下了。相当长的时间里，李修文是一个有所谓先锋倾向的小说家，执着于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名言“写作就是从人群回到个人”，这当然正确，但却使他的创作越来越难以为继。李修文眼睁睁看着自己、自己笔下的人越来越像孤魂野鬼，渐渐地，他甚至完全不相信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他们生存的世界，“我怀疑他们并不和我同在一个世界”。没有作品，他不好意思再频繁出现于文学现场，不好意思在作家堆里混。有次在北京开剧本会，一位著名前辈知道他是从湖北来的，问他认不认识李修文，他刚要说我就是，对方劈头就是一句“这个人算是废了。”一个过去的世界崩塌了，又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李修文成了举步维艰的西西弗斯。在写作困境与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中，这块推不动的大石头，他索性选择不推了。夜路十五里夜幕降临的武汉，喧嚷而热气腾腾。一家挨一家的饭馆上演着真正的人间烟火，李修文是这些烟火中的常客。苏童说李修文有一股江湖气，有一次听说自己在武汉，抱着酒直接就来了。两人在酒店大堂一股脑把酒喝完，也忘了具体聊了什么。李修文喜欢像这样，三五新朋老友在傍晚围炉夜话，吃什么说什么不重要，一天最舒坦的时候就是闹哄哄中的惬意与放松，武汉人，哪能少得了这个呢？说到吃饭，李修文曾花过一段时间研究中国的饭局，“中国很多很棒的小说，写的就是世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言有尽而意无穷……”传统人情世态得以在一张圆桌上淋漓尽致，那些让他印象深刻的饭局，李修文都想再追怀一遍。他说这里头有自己写作的金科玉律，甚至救命稻草。提起文学，李修文频频谈到“纪律”这个词。他所遵循和坚守的最大纪律，就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个“中国式”作家。当大多作家怀着极大的抱负，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李修文的态度是向内看，找到文学里的中国，找到中国历史传统下所孕育的特有的东西。“我不想把武汉写成纽约，把北京写成巴黎。我总觉得，今天写作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赵钱孙李不是哈姆雷特，不是罗密欧，不是朱丽叶。”李修文认为，经过现代西方文学漫长的洗礼和灌溉，中国文学在进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暧昧和混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哪里？他们又是谁？李修文要清晰地辨认出他们，以自己的美学理念，在文学中实践中国式的情义、恩典、法则。“那个时候挺狼狈，就是说什么呢，今天要你来做个事儿，就得提着点行李赶紧奔过去……”李修文说的，是自己进入影视业的最初几年。两部小说火了，钱赚不少，也花完了。这之后作为专业作家的李修文陷入沉寂，没有职称，一个月一千多块度日。小说写不出来，那几年生活变故又特别多，日常开销倍增。他要活下去，有饭吃，总得找一条出路，就去做了编剧。“写作呢，怎么办？”“想不了那么多，你得先过日子啊。”丧失写作热情，大量靠审美推动的世界已让他足够厌倦，那时的李修文再不走出门就完蛋了，他需要切进现实生活的行动力与执行力。往实际说，他需要钱。年左右的影视界，谈不上寒冬，因为根本就还没有过春天。一个导演，一个制片，再拖上一个演员，草台班子搭成，打游击一样四处拉投资，说是招摇撞骗也不为过，钱和努力一样，有去无回。李修文曾为生存自卖自夸，也让人骗了不少钱。跟组做场工被呼来喝去，签卖身契一样的项目委托书，投资人跑了留下烂摊子，给知名编剧做枪手……影视小人物的悲哀，一度曾是李修文的真实写照。要找活，他不得不自谋出路，类似推销一样出现于各种饭局。有一次在北京，推门进去一桌都是影视大佬，大家说来了，吃饭吧。他赶紧把包放下准备入座，一个人突然说，桌子不要上了，旁边有个茶几，坐那凑合吃点吧。为谋生，很多事情何止是没有尊严。在沈阳，李修文跟几个影视人去古玩城见一位卖石头的老板，他的手刚摸上一块石头，女制片厉声喝止：碰了你几辈子都赔不起！为拿到活，他只能小心翼翼在后头站着。因有事耽搁，李修文离开时只剩自己，电话过去，对方回应你想办法回来吧。荒郊野外，大雪横飞，没车，李修文走了一夜才到市区。那几年，他把日子过成了一个泥潭，东奔西走，一无所获，钱没挣到几个，反倒债台高筑。每到一个地方，只有小旅馆房间里一地的酒瓶子度日，最穷困时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编剧一度没出路，李修文想干脆和朋友承包一条船，在长江跑渡轮得了。“你内心接受这种落差吗？”“不接受，但是怎么办呢？路走到这儿了，你已经沦落到了这个地步。”成长让修文深知，一个人活着的基本功课，是谋生。父亲是独子，解放前的家庭，意味着再多苦要自己受。在李修文印象里，除了工作，父亲几乎没有别的爱好。退休之后，父亲在网络上找工作，居然一个人跑到北京。他给李修文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用切身行动说明：人生在世，有一口饭吃是不容易的，要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自己的饭碗。李修文的母亲在荒山下开垦了一片菜园，足够好几户吃。每次和母亲挨家送菜，李修文就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在最单纯的劳作中经受艰苦，然后，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要对结果大惊小怪，一家一家去送菜就好了。以至于后面有多大挫折，李修文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女如何活下去。“我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事情来了我不怕，也不会给自己太多期许，好像世界对你不公平，不该承受命运的痛苦。”如果说人格构成上李修文有什么优势，那就是货真价实面对生活的能力。没钱了就去挣，小说写不出来就写剧本，公司倒了就另起炉灶。绝处逢生的隐含命题，首先是你得认了这个命。如果连谋生都做不到，你如何知道这世上的人们在想什么，又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李修文觉得，很多人都有天才般的自我暗示，我怎么能去剧组打工呢？怎么能做那种事呢？给自己预先圈定了高高在上的人设，然而哪里有本应如此的世界？面对难处，颔首低眉的姿态没什么羞耻。事业狼狈的那些年，又逢家庭变故，医院陪护生病的亲人，病房不能留宿，每每到了晚上，就要和其他的陪护者一起，四处寻找过夜的地方。开水房，注射室，天台上，芭蕉树下，全都留宿过。一个冬天的晚上，天降大雪，李修文和陪护者在天台上的水塔边苦熬了一个通宵。半夜一起被冻醒后，他决定，既然画地为牢，就把牢底坐穿吧。自此开始，不仅要写作，而且，要用尽笔墨写下同行者和他们的亲人。泥牛入海，甘做碎片，才可能建立一座自己的战场。李修文最大的胜利不是打赢了战役，而是发现自己可以成为出色的士兵，最重要的是，与他的战友一一相认。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时日无多的孩子半夜溜出病房看月亮，囊中空空的陪护者想尽办法相互救济，郊区工厂的姑娘在机床与搭讪之间不知何从，失去儿子的父亲终日在墙上写“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把女儿锁在自行车旁边唱歌边哄孩子的陪酒女，年轻父亲抱着傻儿子看铁锅里煮开的水，像一朵朵牡丹，儿子看见就高兴。一个母亲花十年时间等待发疯的儿子醒过来，另一个母亲为了谋生将儿子藏在见不得人的地方。“我曾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不像在某地待一段时日体验生活的作家，有最后一道建筑安全感的心理防线，清晰地将两个世界从精神上隔开。那时的李修文无路可退，纵身跃入江流，丢兵卸甲，任凭波涛翻覆，唯有认命。为了生存，李修文全国各地奔走，许多崭新的生活经验在眼前展开。很多时候，它们是穷途末路之处的正信，是断壁残垣背后的守望，更多时候，它们是疾风暴雨之中的撤退，是茫茫荒漠里的孤行，是在死的一端遇见希望又在生的一端重蹈绝望。不用费心构思人物情节，设置故事架构，想到一点什么就赶紧记下来，不过是只言片语。写剧本李修文会找个音讯隔绝的地方封闭起来，写散文只要坐下来就能写，火车，片场，寺院，会议室，山脚下，茶馆里，全都能写。“没有正襟危坐苦思冥想的时候。好像一落笔，文字与情感自然就跟着出来了。”李修文说。《山河袈裟》就是这么出来的，一度认为无法再写作的李修文，就这么在路上边走边写，边写边走。一群在苦楚中沉浮的人，这群人中也包括李修文自己。一个没有立场与姿态的叙述者，与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书写苦难的同时体会苦难，困境中挣扎的同时也在困境中修行。当代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经验的缩水与贬值。青年作家林东林认为李修文是幸运的，“他通过真正的生活认识人性，而不是通过想象或文字。他的经历为文学提供了反哺和滋养，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反过来说，命运也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多少人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里如风中芦苇般接受着各种冲击，这些李修文都曾看见，但在漫长时间里无法深入其要害。最后，无非横下一条心，跟随本能和直觉，与山河相亲，与同路人相亲，反而重新捡拾起巨大的写作热情。后来，风暴越烈，李修文越兴奋，他甚至希望多几次被打倒在地，好早一点认清自己，更清白地靠近写作，靠近自己想竭力抵达的那个世界。“我一直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我发现，就写这些啊，他们就在我身边啊，就是我啊。”让渺小的人成为人，而不是众生；让凡夫俗子成为个体，而不是大众。李修文没写过什么大人物，《滴泪痣》写的是妓女，《捆绑上天堂》写的是小偷，编剧《十送红军》也是同类题材首次通过普通战士写长征，《山河袈裟》亦如此。李修文抱有强烈兴趣的，仍然是人的生命力这个主题。小时候，每次去市集赶夜路，姨妈们推着车，棉花高耸，李修文就睡在颠簸的车上。早上睁眼，天色刚白，姨妈们汗津津的衣衫和红红的脸蛋，衬着一车洁白的棉花，一种清苦而圣洁的气息朝李修文扑面而来。少年时期的乡村经验给李修文一生的写作定了个基调，他生活的地方，是古代楚国的属地，楚国文学的形成，发源于“焚火夜祷”的传统，他与楚文化的关系，仍然躲在这几个字里——无论何时何地，他的写作都是一场祷告，因为祷告，需要在大地上生起火堆，向万物发出祈求；因为祈求，李修文需要保证自己时刻相信镌刻在天地万物之上的纪律与准则，并且敬畏它们。时隔经久，当他再度被黑暗裹挟，李修文终于明白，眼前的稻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是余生将要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祗：人民与美。《致江东父老》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义结金兰记接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陈新文的电话时，是晚上11点多，李修文刚从饭馆出来，喝得半梦半醒。陈新文是实干派，从网上看见几篇散文，觉得好，找了一圈人要作者电话，半夜终于联系上李修文，说要给他出书。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相识。“你看到他的文字，就知道他可以。我们相信李修文，也相信自己的判断。”陈新文很确定。那时候，李修文还在奔忙中。常年跟着剧组东奔西走，一个地方待上一年半载，从老板、客人到服务员，孤独而灰暗的时刻，他们是李修文的同路人。在一个影视慈善晚会上，李修文遇到了多年前某旅馆的服务生，为每桌送甜点。当晚李修文跟着他就跑了，到租住地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灯光璀璨觥筹交错的晚宴上，李修文看到他，“你的虚弱，你的尊严，你的骄傲，你的谎言，你看见这个人就都可以放下了。”《山河袈裟》所写，就是这样的“人民”——十几年甚少作品，每每堕入人生窘境，无论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还是货真价实的帮助，大多来自这些“人民”。正是他们，为李修文造了另一座人间。他愿意和他们喝同一杯酒走同一条路。李修文常怀慈悲。陈新文告诉我，汶川地震，李修文亲眼见到当地情况后，二话不说刷完了一张卡上的所有钱作为捐助，“他也不知道数，小几十万吧，只剩下一分。”工厂里的务工青年在桃园三结义，湖北的秦香莲依然行走在上京告状的路上，受了冤屈的小镇公务员终日思虑要不要化作夜奔的林冲。不同地方的人与他笔下的人，酒桌上的人与酒桌外的人，在李修文看来没有分别：“都有内心的困顿，要么百无聊赖，要么欲罢不能。我无非是看见了这些苦，又迟迟忘不掉。”“人民”之于李修文，毋宁是一种今日写作里的先锋性，提醒着他身在何处。在这种先锋性里，他看到了中国式的有情有义和无情无义——“即使无情无义，也裹含着一种深重”，找到了心中一直渴望，属于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国人最初的模样仍然在身边行进，李修文得盯紧他们、认领他们，如此，才能获得安定，并且可以告诉自己，已经回到了独属于中国的、某种确切的源头和怀抱之中。“你曾抽离过这些你所仰仗的吗？”“外部环境改变太大了，有时候会让你毫无头绪。”多年前，李修文陷入写作黑洞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变化的时代失语。从中国戏曲的伦理纲常和人情世故，到传统诗词的意蕴情致和哲理趣味，他一直信赖追随的古典美学表达，在欲望翻腾的社会里日渐消散，具体到文学，写什么？怎么写？直到离开作家的温床，跟组，做剧本做策划，在全国行走，为生存奔忙，与人和事产生认识、产生情感、产生联系。当个人命运与世界对撞以后，李修文发现，以前所探寻的没有依仗的古典性，仍然顽固地存留在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中，“它们不是没有了，是分裂了，化为碎片，奔流到哪里算哪里，最后又重新站立起来。”《山河袈裟》的写作断断续续，没有任何计划，像日常功课，也像夜晚母亲的缝缝补补，写下他们的时候，李修文几乎意识不到在创作，时间长了，成了一种本能。如果说这本散文集有什么明确的美学指向，那就是“中国”。“但是”，李修文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朝着前方和未来昂首行走的中国，某些独属于中国的情感和伦理，某个具体的人，他们在构成一个此时此刻的中国。”李修文对纯粹的“美”抱有警惕，但也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20多岁时，美学让他堕入黑暗，30多岁时，奔于山川江河，生命力将美学重新带回他面前，40多岁时，完成《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李修文终于有足够底气说，中国人的美，依旧植根于中国人的生存当中。东方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在物理世界之外建构一个赋于精神活动的意象世界，李修文的散文有一种天然的灵奇，虚实死生，在他笔下常常难以分辨。猴子与人结拜，死去的亲人入梦，亡魂穿梭于现世，李修文自己也曾多次到墓园“访鬼问灵”……很多人问，这写的到底是真是假？李修文的故乡湖北楚地，诞生过屈原《天问》《山鬼》的地方，自古巫风盛行。生长于此，李修文对死亡并不恐惧。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明梁庄王墓等就出土于荆门市。文物贩子常走家串户寻旧东西，大伙夜里摸黑寻大墓，连博物馆长都被抓了。医院，巫术构成大部分治疗。爷爷是村里颇有名气的风水师，跟着爷爷参加了无数葬礼法事，吹吹打打披红挂绿的祭祀仪式，李修文不害怕，倒觉着精致巧妙。戏台多建在大坟上，晚上婉转凄切的戏腔伴着韵致古朴的唱辞，磷火纷飞。第一次参赛的获奖作文《窗口》，李修文写通过老屋看到的红白事，一段段打幡奏乐昭示着人的死生往来。村里常有一个老太太，逢人便说死去的儿子昨晚回来了，带了米，挑了水，还会再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童年，李修文后来也读了很多西方现代小说，但没受多大影响，楚人人神共居，向死而生，对李修文来说，那不是迷信，而是一个人深入骨髓的来处。然而，散文意义上客观的真实依然给李修文制造魔障，在撕扯他，让他左右为难。我的散文到底应该呈现什么？陕西榆林，李修文和一个盲人同车而行。窗外大雨滂沱，盲人却一路引吭高歌。盲人说，兄弟我告诉你，我现在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头顶还有一只孔雀在飞。后来李修文才知道，很多盲人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在头脑中虚拟出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纠缠一生，彼此不分，甚至患上精神分裂。“是站在客观角度描述他，还是像他一样颠三倒四，指鹿为马？是不是靠近他，投入他，文本反而更准确？”一个被生活吓坏的人带领李修文，再三向他指认遭遇鬼魂的所在，并且沉醉在长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如果是新闻记者，那么接下来一定会科学式报道，而李修文想像他一样疯癫，像他一样相信，鬼魂是存在的，因此，甜蜜也是存在的。如果李修文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是所谓客观性的“真实”，不是对生死的哲学问辩，他追逐的正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正如李修文谈影视改编，原著是动因，更多取决于如何构造不脱离原著精神的新语境。“沈从文《边城》温情脉脉，但我常想，也许有个暴力版的。如果导演是昆汀，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气质。”艺术家风格使然，暗号对上了，就有了。他和宁浩聊这个话题，“你别看宁浩的电影有意思，生活中他挺枯燥的，他内心的真实包含着荒诞，包含着破铜烂铁，也包含着对逝去时代的感伤。”对于李修文来说，“唯一的真实，就是我（感受到的）的真实。”有一篇散文，他写陕北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在那片土地上，听过无数个版本，以哪个为准？最终李修文决定，写心目中的那一个。“哪个版本都好，它是我进入一片土地的桥梁。”就像我们不可能去问屈原山鬼是否存在，在奇崛的美学意境前，真假有那么重要吗？或许更残酷的是，我们丧失了生活的宽度，才认为一切都是如此戏剧化。比照当下，今日最大的真实，可能恰恰是某种不真实。机器人阿尔法狗战胜众多围棋高手；一个杀猪卖肉之徒，对福布斯富豪如数家珍，并告诉李修文，愿意像他们一样创业。当人们的生活日益像一个故事，当人们日益需要故事化的疗愈生活，李修文发现，也许幻觉和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以前，李修文视《聊斋志异》为杰出短篇小说写作指南，此在与异域，阴间与阳世，全被蒲松龄打通了。现在，《聊斋志异》对李修文有了更特别的意义——“重要的是，它证明中国人的存在是《红楼梦》与《金瓶梅》式的存在，而非卡佛或耶茨式的存在，更不是美国写作班式小说的存在。”作为楚人后裔，李修文期待荆楚风格的复活，那些阴阳难辨上天入地式的文学经典让他着迷。当死亡成为一个人出生就要面对的处境，以实利权衡而展开的人生路径自然不存在了。他希望从美学上复归《天问》《山鬼》的传统，诚实地写下变化中的人民，写下一个个项羽、屈原一样抱有巨大童真，能在现代伴随我们往下走的人。李修文诚实到什么程度？他会不计后果地捍卫每个灵感和素材。一个小餐馆老板，年轻时偷渡到香港，历经众多变革大潮，李修文花了几年时间去了解他，他的朋友都熟悉了老板，李修文依旧没完成这个故事，“我不断去写，不断否定，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在旁人看来，李修文对作品的实证主义精神严谨到执拗。《山河袈裟》有一篇，讲的是猴子和人结为兄弟。故事发生地他去了四次，成书整理文字时又去了一次，从村庄到黄河岸边有多远，从黄河岸边到火车站有多远，全都量了一遍，回来就重写了。李修文用非虚构的方法贴近事或人，但纪实性的真实对他来讲一点不重要。他迷恋对方的讲述以及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哪怕那些都是幻觉与谎言。写作到底归于什么？百年后的人们通过文学去想象什么？描摹此刻真实的一切，一切的真实吗？李修文认为，显然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某种意义上，文学承担的是不着调，而不是着调。”七杯烈酒一个作家或文本的命运，往往来自于各种不同的解读，李修文承袭戏曲影响，遣词造句、行文走笔多有古风之美。有人说《山河袈裟》古典而诗意，在文字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有人说作为散文集，词藻华丽，堆砌感过重。褒贬不一的评价中，这样一条吸引了我的注意：篇篇的情绪都饱满得要溢出书来，捧在手里仿佛一汪大海咆哮，感动，也累。以个人阅读体验出发，我认为这是一条相对平和而中肯的感受，并且，我并不诧异文字中挥荡着一股激烈之气的充沛的情感投射。很多时候我们总在
